按语：202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推出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和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让各类新质生产力在各行业竞相涌现，形成强大的新质生产力合力，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强国建设步伐。
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该意见精神实质，科学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现将2026年8月15日，由国际院士专家联盟强国工程办公室举办的“第24期强国论坛”上，特邀国际先进技术与工程院院士，国际院士专家联盟院士大学教授，国际院士专家联盟河南总部书记兼濮阳总部负责人，中国科协院士专家报告团著名科教专家，国家工信部新型工业化专家，国家教育部信息化专家，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军用电子产品可靠性专家，世界著名跨界复合型战略科学家于凌宇教授所作的《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是强国崛起之路》主旨报告，推荐科技工业界及各行业参阅。
于凌宇院士强调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大国兴衰更替背后，创新能力始终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从古代文明的技术创造，到近代工业革命开启的国家崛起浪潮，再到当代全球众国科技竞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创新突破，直接决定其能否完成跨越发展，成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于凌宇院士借助古今中外典型国家兴衰案例，深刻剖析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对于强国崛起的重要作用，精要总结了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实践，科学论证了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是实现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为我国敏锐捕捉和科学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力推华夏雄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伟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与现实参照。
现将于凌宇院士的主旨报告《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是强国崛起之路》全文转载如下：
世界历史长河之中，国家强弱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有的国家坐拥广袤国土与丰富资源，却日渐衰落；有的国家基础薄弱、起点落后，却依靠创新变革，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跨越，一跃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强国。
世界创新理论鼻祖，美籍奥地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发展是不断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通过颠覆性变革，打破旧有均衡状态，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这一理论，对神州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具有深刻启示。
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发明，它涵盖科学技术、制度体系、产业模式、思想文化等多重维度。
跨越发展，就是后发国家不重复发达国家全部发展路径，抓住时代变革窗口，依靠全方位创新，缩短发展周期，实现综合国力的层级跃升。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持续创新突破，就没有真正的跨越发展；固守旧有模式，拒绝变革创新，再强大的国家也会逐步走向衰落。
回望古今中外兴衰往事，深入探究创新与强国崛起的内在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古代文明兴衰变迁中创新对于国家存续的深刻反思
人类古代文明的兴衰，早已印证创新能力关乎国运盛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持续不断的技术与制度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冶炼技术革新与牛耕推广，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推动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
秦国通过制度创新，变法革新，打破旧贵族桎梏，建立全新耕战体系，把技术进步、制度变革与国家治理深度结合，从而使国力迅速跃升，最终完成大一统伟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大运河、四大发明，都是古代中国创新成果。造纸术、印刷术推动知识大规模传播，火药改变战争形态，指南针支撑远洋航海，这些创新成果不仅铸就了古代中国的盛世辉煌，还通过向海外输出，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反观古代部分国家曾经盛极一时的文明兴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每当创新活力枯竭，固守既有成就时，便逐步走向停滞。古罗马帝国早期，在建筑、水利、军事工程领域取得了诸多创新成就，构建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但是在中后期，由于社会制度趋于僵化，技术革新趋于停滞，满足于现有生产模式，不再鼓励探索变革，社会就失去了前进动能，从而导致庞大帝国逐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代历史雄辩证明：国家强盛离不开创新，既要有物质技术层面的改进，更要有社会制度层面的革新。仅仅依靠掠夺资源、疆域扩张，根本无法实现长久强盛；一旦创新活力衰竭，再庞大的帝国也会丧失前进动力。
古代创新更多源于经验积累，而进入近代社会，科学革命到来，创新已从经验摸索走向了系统化科学驱动，创新能力直接改写了世界大国格局。
二、创新突破开启全球强国更替浪潮
近代五百年，世界格局经历多次大国更迭，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先后登上世界舞台，每一轮强国崛起，都是因为牢牢抓住了科技革命窗口，依靠技术创新叠加制度创新，实现了跨越发展；而错失创新机遇的老牌强国，则逐步走向衰落。
（一）英国通过制度与技术双重创新造就了第一个工业强国
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率先开辟远洋航线，依靠海外殖民掠夺，积累了大量金银财富，但是两国仅仅掠夺财富，并没有完成产业与制度创新，财富没有转化为本国生产力，最终导致昙花一现，趋于衰落。
英国吸取前车之鉴，推行了双重创新。在制度层面，确立相对完善的产权保护与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1662 年成立英国皇家学会，构建了近代科学研究体系，推动科学理论蓬勃发展，为技术革新打下了科学根基。在技术层面，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蒸汽机突破了人力、水力、风力的自然条件束缚，纺织、煤炭、冶金、铁路交通全面革新，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工场，生产力爆发式增长。致使英国成为 “世界工厂”，经济、军事力量同步跃升，成为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崛起再次证明，单纯依靠财富掠夺无法造就持久强国，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释放发展活力，把科学技术转化为产业实力，二者结合，才能完成跨越崛起。
（二）德国依托教育与科技创新实现弯道跨越
德国是典型的后发崛起国家。19 世纪初，德国尚处于分裂状态，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德国没有简单照搬英国产业模式，而是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以教育创新作为突破口。1810 年洪堡大学建立，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现代大学制度，把科学研究正式纳入大学使命，大规模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构建起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雄厚的人才储备催生大量技术突破，化学工业、电气工业蓬勃兴起。在钢铁、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德国实现了技术赶超。英国满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既有成果，对电气革命反应迟缓；德国却大力拥抱新技术，推动重工业快速崛起，短短数十年，从分裂落后地区一跃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工业强国。
德国崛起的启示：后发国家不必完全复刻先发国家老路，通过教育创新积蓄人才，聚焦新兴产业赛道，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追赶。但德国后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把科技能力服务于对外侵略扩张，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也警示世人：创新能力必须匹配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脱离和平发展的轨道，再强大的科技实力也会走向毁灭。
（三）美国凭借兼容并蓄的创新生态成长为全球科技强国
美国建国之初，只是欧洲的后发殖民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美国崛起之路，是持续制度创新、吸纳全球人才、推动科技产业转化的典范。
美国首先建立了完备的专利保护法律体系，激励民间发明创造；其次，大力兴办研究型大学，构建起了大学、企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吸纳大批欧洲顶尖科学家，为科技发展注入了智力源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电灯、电话、内燃机大量创新成果落地；二战之后，牢牢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等颠覆性技术诞生，在硅谷创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促使基础研究、技术发明、产业转化无缝衔接。从而推动美国从一个新兴国家，一步步成长为综合国力领先的世界强国。
美国历史也存在教训：创新不是一劳永逸。后期部分产业过度金融化，实体经济空心化，部分领域创新活力有所削弱。这也印证一个道理，强国地位不会永久固化，如不持续革新，优势同样会逐步流失。
（四）日本注重技术引进再创新的追赶之路与发展局限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了幕府统治的结束，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近代化进程，通过制度革新全面学习西方技术，坚持推行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战略方向，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国家跨越。二战之后，日本立足民用产业，在汽车、精密制造、电子行业深耕细作，把外来技术改造升级，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日本的创新也存在短板：原始基础研究偏弱，重大原创颠覆性技术不足，高度依赖外部基础科学成果。当时代进入新一轮技术变革周期，由于原有模式红利消退，从而使经济发展陷入了长期停滞。
日本发展案例启示后人：依靠引进模仿可以实现短期追赶，但是想要真正建成顶尖强国，就必须拥有自主原始创新能力；单纯跟随模仿，必然无法实现长久领先。
纵观近代大国兴衰历程，可以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科技革命在哪里落地，创新生态在哪里扎根，强国崛起的重心就会向哪里转移。抓住了创新机遇，后发就可以赶超先发；错失了创新浪潮，昔日强国也会走向衰落。
三、中国从追赶走向创新突破的艰辛探索
近代中国，曾经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由于闭关守旧，漠视技术变革，曾经领先世界的文明逐步落后于时代，陷入了百年屈辱。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攻坚克难的创新追赶之路，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从而印证了创新突破是民族复兴、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近乎一穷二白。面对外部的封锁打压，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依靠自主创新攻坚克难。“两弹一星” 是新中国自主创新的里程碑，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科研人员攻坚克难，推动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在短短数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数十年的研发道路，从而筑牢了国家安全根基，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腰杆。在此时期，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自主研发的喷气式飞机相继问世，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化的工业根基。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充分吸收全球先进技术经验，同时坚持自主研发不动摇。从跟踪模仿，逐步走向跟跑、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
进入新时代，我国创新事业更是迎来了历史性飞跃。
在航天领域，中国北斗全球组网，不但摆脱了对美国GPS导航系统的依赖，而且拥有自主研发的在轨升级技术，既能使导航精度飙升，还可不中断使用，从而使卫星导航系统边飞奔、边升级、边使用，避免了淘汰旧星，发射新星，增加巨大成本，还影响使用的弊病。此技术世界领先，令众多发达国家震惊。
天宫空间站的建成，嫦娥探月、天问探火的实现，更使中国航天实现了系统性跨越。
在深海领域，奋斗者号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叩问深海极限。
在新能源赛道，光伏、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实现了产业突围，依靠技术迭代与完整产业链，在全球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量子计算领域，九章、祖冲之系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在5G 通信、人工智能、高铁技术等领域，一大批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尤其是在6G通信领域，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的40.3%，位居全球第一；在通感算一体化、太赫兹通信、星地融合等核心技术赛道，中国专利占比更是超过了全球的50%；业界专家预计，6G将会在2030年左右，具备商用能力并开始规模部署。所有这些创新成果，都大大提升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部分关键核心领域，仍然存在短板，部分基础研究仍需加强，建设科技强国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的实践证明：大国崛起绝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技术引进，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坚持自主创新突破，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真正的跨越发展。
四、靠创新突破实现强国跨越的内在要求
综合古今中外发展案例，可以提炼出创新驱动强国崛起的内在逻辑，即：创新不是单一的技术发明，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四个维度。只有四者相互协同，方能促成国家跨越发展。
第一、技术创新是跨越发展的核心引擎
颠覆性科学技术，能够打破旧有生产力的天花板，开辟全新的发展赛道。如蒸汽机、电力、计算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重塑了全球产业格局。
后发国家如果抓住技术变革窗口期，就可以避开传统技术路径，实现弯道超车。
但是，单纯的技术发明还远远不够，只有把技术完成产业化落地，才能转化为国家硬实力。实验室系列成果，只有走进产业，才能变成国家的综合国力。
第二、制度创新是创新活力的根本保障。
再好的技术构想，缺少制度土壤也难以生根发芽。产权保护、科研激励、人才政策、市场机制，共同构成了创新制度环境。英国的专利制度、德国的现代大学制度、美国的产学研协同机制，本质上都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释放创造力。制度僵化保守，就会压制创造活力；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
第三，人才队伍是创新突破的第一资源。
所有创新归根结底要靠人。洪堡大学为德国输送了大批科学家，推动了德国创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全球顶尖人才流入了美国，助推了美国的科技腾飞；我国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也源自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强国崛起，必须大兴教育，培育本土人才，同时还要广纳天下英才，构建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创新人才梯队。
第四，产业创新是大国实力的现实载体。
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论文与实验室，必须对接实体经济。创新成果必须转化为产品、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推进国家经济腾飞。德国的化工产业、美国的信息产业、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之所以能够崛起，都是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深度融合的产物。脱离产业的科技创新，是难以推动国家持续崛起的。
同时，历史教训也时刻警示我们：创新发展必须坚守和平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将强大的创新能力运用于对外侵略扩张，如同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即便取得短暂的技术进步，最终也必然会走向失败。
强国崛起，必须依靠创新实现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而不能依靠科技武力对外掠夺。
五、新时代以创新突破推进强国崛起的科学举措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借鉴世界各国兴衰得失，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依靠全方位创新突破，走好属于中国自己的强国崛起道路。
（一）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既要鼓励自由探索，强化基础研究，夯实科学根基，也要瞄准卡脖子领域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破除关键技术制约，把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建立在自主可控的技术基础之上。
原始创新能力，决定未来上限；自主核心技术，决定发展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二）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要破除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科研评价体系，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才能让创新成果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建设规模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办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培育本土拔尖创新人才；
要完善人才引育用留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营造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四）坚持开放创新，在自立自强基础之上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自主创新不等于闭门造车，历史上所有科技强国，都善于积极吸收全球智慧。
我们既要练好内功，也要积极开展国际科研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交流互鉴中提升自身创新实力。同时，要坚持用科技创新成果造福全人类，走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道路。
回望数千年人类发展史，王朝盛衰，大国更迭，万变不离其宗，创新兴则国家兴，创新强则国家强，创新停滞则国家衰落。
无论是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还是近代英、德、美、日等国的崛起，抑或是新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都反复印证：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是强国崛起之路。
只有坚持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制度创新优化环境，人才创新积蓄优势，产业创新落地生根，多重创新协同发力，才能够实现国家的跨越发展。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扑面而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敢于突破，勇于变革，以持续不断的创新突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磅礴不竭的发展动力。
作者简介：于凌宇（1957.2—），河南濮阳人，世界著名跨界复合型战略科学家，国内外科技经济界公认的“四个战略理论开创人”，即：以 “逐级递增”、“辐射联动”两大规律为支撑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理论开创人；以 “一个关键”、“七大理念”、“七大要素”为支撑的科学发展战略理论开创人；科学技术体系递进概括战略新理论开创人；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推进强国崛起战略理论开创人。
担任国际先进技术与工程院（英文简称ATE，中文简称国际工程院）院士，国际院士专家联盟院士大学教授，国际院士专家联盟河南总部书记兼濮阳总部负责人，中国科协院士专家报告团著名科教专家，国际杰出专家委员会委员、荣誉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知名校友，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理事，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国际名人协会常务理事，国际英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军用电子产品可靠性专家，国家工信部新型工业化杂志副主编，濮阳市工业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世界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经济科技开发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太经济论坛杂志社特约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专家，中国企业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中国教育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信息化专家，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高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素质教育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科技评审专家，河北省科技评审专家，河南省职业健康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科技新闻学会理事，河南省信息协会理事，濮阳市应急管理专家；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人文科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河南省社科专家报告团成员，四川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濮阳市人文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研究室中国政策研究专家，中国当代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管理创新大会副理事长，中国创新方法研究会会员，濮阳市创新研究会副会长，濮阳市诚信濮商联合会高级顾问兼首席专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新影中学生频道和学习雷锋网战略发展专家，中共党史、军史和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八路军研究会”成员等50多个国际性、全国性及省市、级高级学术职务。
于凌宇院士系1977年国家改革招生制度后，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原华中工学院固体电子学系电子元件与材料专业）首届本科生，1978年3月入学，1982年1月毕业后，先后在国家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大型军工电子企业任党委宣传部长兼信息处长、外联办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国家电子工业部（后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任企业处处长兼全国电子产品登记办公室主任，2004年作为濮阳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科教领军人才，调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濮阳工学院）科研处处长兼高教研究所所长兼院科协副主席、三级教授，现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濮阳工学院）老科协副会长。
在国际性、全国性、省、市级学术会议、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主编或参编技术经济管理专著60多部，获国家、省、市级成果、专利40多项，为我国长征火箭，神舟飞船，东风、巨浪、红旗导弹，改进型核武器等大国重器的配套电子元件研制工作，以及经济发展、高教事业、科普宣传、全民阅读、老区发展、党史军史和红色文化研究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荣获全国教育改革优秀教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先进科研工作者，共和国科教英才，新世纪新闻人物，河南省十大杰出科技新闻人物，河南省十大科技教育新闻人物，濮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濮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濮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好人之家，河南省最美家庭，濮阳市最美读书人，濮阳市最美老干部等40多个荣誉称号。入编《世界科技名人录》、《中华英才大典》等近百部名人大典。
【编辑：黄永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