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论）——评万宁市政府违规批准项目侵占生态保护红线
当“生态保护红线”成为一纸空文，当省级主管部门的明确警示被地方政府的“专题会议”悄然消解，这不仅是对国家法律的公然践踏，更是对海南自贸港生态名片的致命透支。2023年底，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的公布，海南省万宁市政府在海南鑫闽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宁工厂化养殖基地项目中的违规决策过程，被彻底晾晒在阳光之下。这起被生态环境部全国通报的事件，以其时间线的清晰、数字的触目惊心和过程的荒诞，成为观察地方治理中“发展与保护”博弈的典型样本。
逆势而动的“闯关”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那个本应充满敬畏的节点。2021年12月，海南鑫闽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用万宁市山根镇华明村的高位养殖池塘，计划在原址改造升级。这本是一次普通的产业升级诉求，但当2022年10月万宁市农业农村局违规为其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涉及高达69.07亩的生态保护红线时，项目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
更为关键的是，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结论：该项目“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较大，不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准入要求”，并给出了极具操作性的专业建议——“建议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选址建设” 。这相当于省级监管部门亮起了无可辩驳的“红灯”。
然而，面对这盏红灯，万宁市政府的选择不是踩下刹车，而是猛踩油门。在明知省级主管部门反对的情况下，万宁市政府先后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和“两重一大”专题会议，以一种近乎挑衅的姿态，违规决策认定该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准入要求，并指令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加速办理环评手续 。
这一系列操作，将“先上车后补票”的粗放发展逻辑，升级为“明知故犯、强行闯关”的权力任性。
规划遮羞布下的生态裸泳
如果说一次违规是“失误”，那么万宁此次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实则是生态保护意识长期淡化的“惯性”。在此次督察中，万宁市的问题并非孤例，而是呈现出系统性特征。
在更早的督察通报中，万宁市在沿海防护林保护问题上早已劣迹斑斑。为了给山钦湾高尔夫球场的侵占行为“洗白”，万宁市通过连续三次调整规划，如同变魔术一般，将原本293亩的海防林先从规划中缩减，最后直接调出林地管理范围，使违法侵占行为在纸面上“合法化” 。这种“通过调整规划蚕食海防林”的手法，与此次为了养殖项目篡改生态红线准入标准的操作如出一辙。
此次的工厂化养殖项目，不过是这一“传统艺能”的又一次排练。当“生态红线”的刚性约束遇到地方政府的“两重一大”决策机制，后者竟然轻易地碾压了前者。这不禁让人质疑：在万宁某些决策者的眼中，那条划在国土空间规划图上、关乎全省生态安全的红线，是否只是一条可以因某个具体项目而随意挪动的橡皮筋？
“两重一大”何以成了违规的保护伞
在此次事件中，最令人警醒的细节在于，违规决策并非某个个人的私下授受，而是披上了“市政府专题会议”和“两重一大”会议的外衣。“两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本应是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象征，是防范个人专断的制度保障，但在万宁的这一案例中，它却异化为对抗上级监管、集体突破底线的挡箭牌 。
当“集体决策”成了分担违规责任的“风险均摊”，当“程序正义”掩盖了实体违法，这种制度异化的危害远比某个官员的个人受贿更为深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2017年，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吴开成在带队检查时，就曾为了“卖人情”给时任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将日月湾冲浪基地侵占青皮林保护区的问题压案不报，导致违法建筑在首轮环保督察后依然顶风而上 。
从昔日为了“人情”压案不报，到今天为了项目“集体闯关”，万宁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欠账，已经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治理文化。这种文化以牺牲长远的生态安全为代价，换取短期的项目落地，本质上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政治短视。
法网恢恢：没有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2026年1月，当年主政万宁的市长王三防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2024年11月，王三防仍以市长身份参加最高检和自然资源部的调研座谈会，汇报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免罪牌”——曾经主导违规决策的权力，终究要接受党纪国法的审视。
这一查处传递出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没有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官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无论是“两重一大”的集体决策光环，还是“为了地方发展”的政绩借口，都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挡箭牌。法治的精髓在于，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任何试图用行政权威碾压法律权威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清算。
依法行政，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底线
生态环境部此次的全国通报，不仅是对万宁市政府的一次严厉警告，更是对全国各地的一种深刻警示：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的生命线，是必须严守的底线，绝不是可以通过地方会议讨价还价的交易筹码。
万宁市政府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试图用行政级别的“决策”去挑战法律规定的“红线”，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更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法治尊严。69.07亩的生态红线虽然只是国土面积中的一小块，但它所折射出的地方治理偏离依法治国主航向的问题，却是全局性的。
面对通报和后续的人事查处，万宁需要的不仅是一份整改报告，更需要对扭曲的政绩观进行彻底纠偏，对“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进行深刻反思。要真正明白：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宏大叙事中，一流的生态环境是不可替代的硬核竞争力，而依法行政、权由法定，则是现代政府不可逾越的基本准则。任何敢于触碰红线的行为，无论披上多么“合法”的程序外衣，无论当时主政者身在何处，终将受到法纪的严惩。否则，今天丢掉的是一条生态红线，明天失去的将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最后一点信任。
法治不容“闯关”，民意不可辜负
万宁生态红线侵占案的时间线，终于在2026年的春天画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逗号。
2026年1月，当年主政万宁的市长王三防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从2016年起担任万宁市委常委、副市长，2021年升任市长的官员，曾经在“两重一大”会议上拍板认定项目“符合准入要求”的权力，终究要接受党纪国法的审视。
但正义的清算远未结束。据知情人士透露，项目所在地山根镇党委书记陈江也已落马，而华明村涉及此块土地租金贪腐的村干部问题，更成为当地村民长期上访的焦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没有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官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的精髓在于，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任何试图用行政权威碾压法律权威、用集体名义掩盖个人贪腐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清算。
【编辑：陈旭颢】
